#好书我来评#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军衔最高的是绰号“王灵官”的上将王陵基，军衔最低的是绰号“小木匠”的上校章微寒。沈醉在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中说：“章微寒是北京战犯管理所中仅有的一位上校级军衔的军统浙江省站站长，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自首投诚的，虽犯了错误，还是对他有所照顾，所以把他选到北京来。”
沈醉因为跟章微寒私交甚笃，所以说话避重就轻：章微寒可不是“犯了错误”，而是“投诚”加入公安系统后，不但帮助很多特务逃台，还在家里藏了一个毛人凤从岛上派回来的特务，那特务被抓出来后，章微寒就只能“进来”了。
沈醉深通人情世故，写回忆录的时候一般是说好不说坏，比如他说功德林有四个“惹不起”，笔者断断续续查了一年资料，参考了邱行湘外甥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和史文编著的《首要战犯改造秘档》以及《文强口述自传》，才把那四个人的名字猜出来。
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根据沈醉、文强的回忆录和黄济人、史文的著述（本文黑体字均出自上述四本书），来聊一聊“功德林破案能手”文强的趣事：这位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曾在功德林发生“失窃”后，指挥原军统湖南站站长黄康永，用一个小时就成功破案，而且还很周到地让“行窃者”免于处罚。
文强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这一点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但是他经历传奇背景复杂，我们却只能挑主要且不敏感的来说：此公1925年6月入团，8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1926年1月入党，他入的哪个团哪个党，《特赦1959》中战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说得很清楚。
文强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任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省去一段经历），1936年到1945年间一直跟着戴笠干，历任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任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复兴社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上海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忠救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忠救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兼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胜利后，文强于1946年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时晋升中将（孙连仲和胡宗南联名保举的）。
戴笠死后，文强下定决心脱离军统，并于1948年夏被程潜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然后就在同年9月被杜聿明通过老蒋调到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当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他要是一直留在长沙，肯定是要跟着程潜一同起义的，那他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文强一步之差没赶上湖南起义，在战犯管理所一直待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为此他本人倒是挺想得开：“我的后半生很长。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我活得这样长，我家二十代以内都没有九十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九十多岁，还在活。”
文强属于心有骨鲠知错不认，但是在功德林的学习态度还是比较认真的：“文强表现积极，当上了学习组长，而且是一个威信很高的好组长。值得一提的是，文强是个‘组长专业户’，特赦之后，他仍然当了（文史专员）学习组长，而且一干就是两届，总共十年。”
其实文强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当学习组长不止十年，十年后第三次选组长，他虽然明确表示让位，但最后还是全票当选，不干也得干了。
文强是在军统期间正式晋升的正授中将，为此他除了感谢孙连仲和胡宗南，对职务军衔中将、正授军衔少将的戴笠也很感激：“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我没有向他求过官，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
文强曾从川军监狱逃脱，又在上海跟日伪斗智斗勇（这些故事笔者前一段时间的稿子里有，就不再重复），特工经验十分丰富，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那些特工技能依然可以派上用场——那些文官厅级以上，武官少将以上的战犯，身上的恶习一时间难以改掉，鸡争狗斗和小偷小摸时有发生，这就需要王耀武、文强、董益三等学习小组组长进行管理和协调了——管理所干部一般不插手战犯之间的小纠纷。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特务出身的中将有三个，一个是以“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被俘的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复兴社创始人之一、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康泽，另一个是曾任军统局川康区区长、西北区区长、河南站站长、军统局副主任秘书、中将主任秘书的长沙缓靖公署中将高参兼调查室主任张严佛，第三个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功德林破案能手”文强了。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讲了一个笑话：贪婪成性，军长仍爱小偷摸；牛虽丢，仍得捡回牵牛绳子。
这个笑话说的是一个被俘的军长堪称惯偷：洗衣组洗晒的床单、被套，较新的衬衣裤，只要他看上了的，就会收入囊中，最后管理所把他偷窃的东西陈列出来，开一次别开生面的“展览会”，各学习小组都派人“参观”。
沈醉不肯透露那位惯偷姓名，只说他是老蒋嫡系六十六军军长，该军长在检讨中承认：他当连长起就吃缺，他带的一连兵，从来没有满员，这一方面是因常有开小差和病故的；另一方面是他有意不让满额，存心吃缺。由当连长吃几个到当营长是十几二十个，当团长、师长便越吃越多。当了军长，更可以大吃特吃了。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惯偷不止六十六军军长一个，这个军长“暴露”，是因为偷的一大包东西掉在地上散开，而文强侦破的那起“功德林物资失窃”，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怀疑对象。
杜聿明、王耀武于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沈醉和董益三1960年11月28日特赦后，文强接任功德林缝纫小组组长，每天都要清点组员做好的服装。
文强的缝纫小组人数众多，其中就包括脾气很暴躁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徐远举、少将副区长周养浩，两个特务少将在中将文强面前倒是不太倔强，但是整个缝纫小组却出了问题：“一天收工清点衣服时，发现少了几件棉背心。这是很奇怪的事，因为在这里偷去也没法穿。组长文强很着急——丢了东西不好交待。”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将军级特务有二十多人，沈醉和董益三特赦出去后，还有张严佛、鲍志鸿、郑锡麟、沈觐康、刘崇朴、曾晴初、周养浩、徐远举、廖宗泽、邢森洲、文强、岳烛远、黄康永、郭旭、黄逸公、马策、王乐波、李汉元、程浚、魏文海等至少二十个，其中有不少就在缝纫组。
偷东西偷到特务头上，徐远举和周养浩都很兴奋：原先在法学院和特训班学到的东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文强摆摆手叫大家不要声张，悄悄叫来了原军统湖南站少将站长黄康永面授机宜。
文强相信黄康永是有道理的：文强在湖南当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对黄康永是有一定了解的，张严佛和黄康永都参加了湖南起义，最后却都进了战犯管理所，原因估计跟章微寒一样做事不彻底，在这方面他们都不如沈醉——沈醉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之后，不但命令手下特务全都放下武器停止活动，还把滞留在昆明的徐远举、周养浩、成希超、郭旭都“交了出去（沈醉回忆录原文）”，所以沈醉第二批特赦，而黄康永直到1975年才跟文强一起最后一批特赦。
收到文强锦囊妙计之后，黄康永趁着大家聚在一起七嘴八舌的机会，以做清洁为名进入宿舍，检查了所有人的枕头：又大又软的，里面肯定有东西！
黄康永不到一小时就回来给文强使眼色：东西找到了！
文强还是不动声色：“咱们无权搜查任何人的行李，你当众揭穿，他会跟你拼命的，还是请管理员来例行检查一次再‘发现’吧。”
文强把知情范围缩到最小，那个偷了几件棉背心的“同学”也没有像沈醉在的时候开大会公开批评，文强既侦破了物资失窃案，又保全了那人的颜面。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对此事只字不提，其他人对此也是一笔带过，但是我们还是能从沈醉的回忆录中关于“偷纽扣军长”的描述中发现一点端倪：由于过去一向贪财，新中国成立后，用这些贪污来的钱买下的田地、山林被分给农民了，他再也没有发横财的机会，所以，在管理所改造时，凡是能拿的东西便拿些，准备将来出去时能够变卖一点钱。按照他的原话说是“牛虽丢了，也得把牵牛的绳子捡回来，总比空着手好一些。”
几件棉背心可能不算重要物资，但是敢在战犯管理所偷东西，此人的品性和胆子，还真不一般。要不是文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此事宣扬开去，也够那人喝一壶的。
沈醉曾经对“战犯同学”的表现大发感慨：“人上一百，五颜六色。战犯管理所不但什么样的人都有，而且什么样的事也会不断发生。我十分赞赏前人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即使进了战犯管理所，特务们还对破案十分感兴趣，那些在军队中吃惯了空饷的草包将军，还是一如既往地贪得无厌，好像不偷东西就算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