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秦专制苛政和连年战乱的历练与洗礼，江苏境内一大批贤明之士、豪杰英雄脱颖而出，成长为汉朝名臣。他们于社会纷乱中总结经验教训，于道德冲突中有所坚持，于汉初的稳定局势中有所思考，并用以教育子孙，成为汉朝的名臣家训。
王陵母伏剑激子事汉王
王陵（？—前181）是秦末沛人（今江苏沛县），曾是沛县的豪强，刘邦曾“兄事之”。刘邦率兵进入咸阳时，王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义帝被项羽阴谋杀害后，王陵才响应汉王刘邦讨伐项羽的号召，以兵属汉。
项羽为了招徕王陵，拘其母于军中，并在王陵使者到来时，故意表现出对王陵母很尊重的样子，让她朝东而坐。王陵母悄悄地送别使者，哭泣着说：“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说罢，“遂伏剑而死”。
项羽大怒，烹煮了王陵母亲的尸骨。在母亲的激励下，王陵“卒从汉王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汉王朝建立后，位至丞相，封安国侯。
时天下纷争，豪强往来于各诸侯之间，如韩信、陈平就曾听命于项羽麾下，王陵母为何要伏剑而死呢？这是由王陵母对局势的清醒认识和忠义观决定的。
严峻局势逼迫王陵母作出选择。
项羽置王陵母于帐中，礼遇有加时，王陵已经带兵效命于刘邦，依照刘邦多疑的性格，得知王陵母被项羽请去的消息，怎能对王陵不心生怀疑与提防？若如此，王陵在刘邦帐下处境堪危。
这点可从项羽败亡后，刘邦的论功行赏加以验证。行赏时刘邦以王陵“善雍齿，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
即使王陵后来披荆斩棘地一路追随，刘邦仍记着早期他不欲从汉的事情，说明当时王陵母的担心是正确的，王陵因母亲被项羽请来而陷入两难困境中，投奔项羽不是良策，不投奔老母安危不定。
此时母亲和儿子的安危遽而冲突，投奔与不投奔项羽都是死路，在这种情况下，王陵母伏剑自杀，解决儿子的困境。所以她对使者说：“汉王长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实际是以自己的死亡给刘邦一个坚定的交代，为儿子挣一分安全的保障。
忠义观促使王陵母作出以义励儿选择。
首先，刘邦与王陵早就认识，“王陵者，沛人也，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两人之间本有兄弟之“义”，此义为“情义”。
其次，“义”还指“信义”。项羽和刘邦曾有约在先，“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在刘邦安定关中两个月后，项羽才姗姗而来，一来就据有了关中，并把刘邦封到贫瘠的汉中为王，这是不讲信义。
最后，“义”还指“道义”。项羽特意寻访到楚怀王后人熊心，拥立为楚怀王，一时间，各路豪强凝结在一起，“乃尊怀王为义帝”。项羽分封各地诸侯后，就命人迁义帝到长沙郴县，途中“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
项羽不讲道义，失去了天下人心，给刘邦起兵抗楚准备了理由。
刘邦“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号召各方诸侯共同击杀项羽。王陵是在各路诸侯共同讨伐项羽违背道义和信义的前提下加入刘邦阵营的，也就是说，王陵选择了道义的一方。
王陵母认可儿子的行为，自然在价值观方面与儿子一致。况且，王陵带兵归附刘邦后，就成为上下级关系，还有一个“忠”的规范约束。如果此时王陵背叛刘邦，则陷入不忠不义的泥潭。所以，在忠义与生命安全发生冲突时，王陵母舍生取义了。
王陵母亲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中看清时局走势，在各种道德观念的纠葛冲突中坚持道义，以伏剑自杀的方式舍生取义，从而成全了儿子的信义，并以道义和情义保障了儿子的生命安全。
王陵母的舍生取义和慈母呵护儿子生命的无私行为，同时也是以自身行为对儿子忠义观的榜样示范。毫无疑问，这个教育示范作用是成功的，王陵刚正不阿，坚持信义和道义，在高祖死后，不赞成诸吕封王，“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七年而卒”。
萧何诫后人师其俭
萧何（？—前193）是汉初名相，沛丰（今江苏丰县）人。秦末为沛吏时，数护刘邦，后举宗数十人追随刘邦举兵反秦。
刘邦入咸阳后，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从而使汉王刘邦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
楚汉相争之际，萧何留守巴蜀，保证了刘邦战略物资和军备的供应。萧何为汉初第一任丞相，封为郑侯，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一时贵极人臣。然萧何依然能清廉自守，不为子孙后代治田聚财，史载“何买田宅必居穷辟处，为家不治垣屋”。
萧何在贫困僻静的地方购置田宅，也不建造带矮墙的房屋。他说：“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没有奢侈的生活资料供应，子孙后代就可以效仿萧何节俭的生活作风，从而成为贤达之士；即使成不了贤达之士，薄田陋产的家业也不会遭权势人家眼红而被夺取。
萧何贵极人臣，仍奉行节俭保家的家风，是萧何明哲保身、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家庭教育中的体现。
动乱的时代、诡谲变幻的政治风云和萧何自身特殊的生活经历把他推到了丞相的高位，也造就了他谨小慎微的性格、积极进取却又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
萧何的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使他能够居安思危，多次摆脱困境：如萧何曾为秦苛政下的刀笔吏，“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
谨慎的萧何为了在秦苛政之下保全性命，放弃升迁，没有与秦王朝殉葬。
再如，楚汉争霸中，萧何经营关中，“上数使使劳苦丞相”，萧何赶紧遣“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汉王大悦”。至于汉初诛杀韩信和后期贱买民田自污其名也都是为了消除刘邦的怀疑，从而保全自身。
但萧何又存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他坚决辞去秦御史的征召，却又毅然跟随刘邦起兵；他竭力取得刘邦信任，却又冒着“上大怒，如失左右手”的误会，未经允许私自离营追赶韩信这个帅才；他自污其名贱买民田，却又为民请命请求开放皇家上林苑以增加农民田地，“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稾为禽兽食”。
这种明哲保身又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反映到对子孙的家庭教育中，形成了节俭保家的观点。
该观点自然呈现为两个方向：
一个是积极进取的方向，有能力自我保全。子孙若贤，依照萧何的这种节俭生活方式，就不会为奢侈浮靡之风所累，不流于酒囊饭袋之徒，而是提高谋生能力，从而自力更生，定能高其义，有所作为，且能自我保全。
另一个是守成的方向，不招祸端从而保身全命，子孙若不贤，没有一定的能力，萧何不求其显达于世，但求其平安一生。穷家薄产引不起权势人家的觊觎，自然能避免祸端。由此看来，保全家族不招致祸端才是家族发展进取的基础，毕竟子孙的贤与不贤是不能确定的。萧何居安思危，仅留薄产于子孙才能保证子孙世代平安、生生不息地生存下去，这正是萧何对子孙深沉的爱护。
曹参笞儿谕政德
曹参（？—公元前190）是汉初名相，沛人，秦时为沛狱掾，与刘邦一起起兵反秦，在灭秦、楚汉相争和平定叛乱中功劳卓著，“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
曹参与萧何相知甚深，在辅佐刘邦的过程中一为将，一为相，分封时因定功臣名次，产生嫌隙，然萧何临终前仍推荐曹参继任相位，曹参入朝为相后，一切皆尊萧何之法，无所变更。
日夜饮酒，汉惠帝不理解曹参担任相国后的所作所为，以为“岂少朕与？”让身边的中大夫即曹参的儿子曹窋回家装作从容的样子问问曹参，就说：“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不过不能讲是皇帝让问的。
曹窋洗沐假期回到家里，找个机会劝谏曹参，曹参大怒，鞭笞了曹窋两百下，说：“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
等曹参上朝时，惠帝责备了他并讲明是自己让曹窋询问的。曹参只好谢罪，并正面回答了“不治事”、日夜饮酒的原因。
他询问惠帝自比高祖、曹参与萧何，两代君臣之间的才能比较，惠帝认为自己比不上高祖刘邦圣明、曹参比不上萧何贤能。
曹参曰，既然如此，“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也就是说惠帝与曹参只需谨守高祖和萧何所定的法令，勿使之失就可以了。惠帝接受了曹参的意见，说：“善。君休矣！”
曹参教训儿子的这段典故，多被用来论证曹参的治国方针，得出成语“萧规曹随”。汉初经两代相国推行与民休息政策，生产才得以恢复。但曹参为何不与儿子解释清楚，而是采用鞭笞两百下，赶到惠帝身边去的方法呢？这是曹参教子的智慧。
一是权责分明的为官之道。
曹参父子二人皆为西汉官吏，一个是权倾天下的相国，一个是皇上近侍中大夫，相国统领百官，中大夫得以接近皇帝。
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此时曹参并不想儿子参与到皇权与相权的冲突中来，所以训斥儿子：“天下事非乃所当言也。”认为儿子作为中大夫隶属郎中令，本职工作应该在皇上身边听皇上吩咐做事。
他鞭笞儿子两百下，一方面给儿子教训，不要依仗父亲是丞相而打听朝中大事，也不能越过官职范围去插手朝中政务。另一方面也是让皇帝知晓，自己并没有因为儿子是皇上近侍而探听消息，巧妙地处理了相权与皇权可能产生的摩擦。
二是事亲、事君关系的处理。
刘邦重视孝道，惠帝四年时推行“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政策，对于孝悌者免除一户之内的徭役赋税，这标志着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开始。孝道不再仅仅存于家庭生活中，而且还成为社会道德规范，成为人们认可的主导价值观念。
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在家对父母以孝，才能在朝廷上对皇帝以忠，故事亲和事君是有领域区分的，所谓入则事亲，出则事君。
作为中大夫的曹窋不应该与父亲非议皇家之事，曹参鞭笞他两百下就是要告诉他这个道理。
而若事亲与事君不能两全呢？曹参打完儿子后要他“趣入侍”，赶快进宫侍候皇帝，这就是最好的表态和教育了。
所以汉初那么多功臣豪杰，做到相国之位的唯萧何、曹参，是不无道理的。
